第一次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即芜湖会议的部分与会者在黄山合影。左一为第一任秘书长涂纪亮,其主持了第二次的太原会议。左三为北京大学陈启伟,左四为南京大学戴文林,左五为北京大学王永江。

在今年8月8日《杜威全集》中文版发布会上,面对三十八本译著,刘放桐先生感慨西方哲学进入中国的曲折。8月底,记者因“文汇讲堂”要做冯契纪念专场,便前往浙江诸暨寻访冯契先生的故乡,恰逢华东师大哲学系退休教授赵修义同行,便向他提起这个问题,得知其亲历了1950年代以后现代西方哲学进入中国的跌宕起伏。

嗣后,记者独家采访了赵修义教授,他以见证者的身份,详述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从1950年代被打入冷宫到1985年后全面复苏的详细过程。

1919年4月30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夫妇来华,一待就是二十七个月。1920年10月12日,比杜威小十三岁的英国分析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两人在北京结下深厚友谊。被誉为二十世纪“哲学中孪生兄弟”的两位西方哲学家和随后一年来华的印度文豪泰戈尔一样,给中国精英、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而1955年从上海华东师大一附中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赵修义接触到这段历史,却是因为杜威的名字和实用主义一起遭受举国批判的缘故。赵修义回忆,1954年10月到次年2月,一场全国性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展开。指示,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对《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是一场反对唯心论的斗争,对象是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观点,而胡适思想的大后台,便是其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1952年去世的哲学家杜威。

但是,如何深刻地批判杜威的思想,自然需要另一种理论的高度。赵修义告诉记者,当时借助的是被奉为经典、压倒一切的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1930年代至1950年代,中国是从苏联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中国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行了一番努力,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学习苏联的热潮中,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标准。赵修义清楚地记得,1950年代,一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讲学,复旦大学等也不例外,这些专家成了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理论工作者的导师。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一代学人,都听过苏联专家的课,教材则是亚历山大罗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等。

赵修义回忆,他于1955年进入北大哲学系,听辩证唯物主义课的时候,“老师就让我们去买一本莫斯科大学的教学大纲。”用得最多的工具书,就是苏联哲学界权威罗森塔尔和尤金院士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以下简称“《辞典》”)。尤金时任驻华大使,可以经常见到,名声很响。“《辞典》本身言简意赅、收词全面,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著、原理和基本范畴,也有西方哲学史上代表人物、命题和概念。”这本如宝典般的《辞典》不仅陪伴了赵修义这样的专业学者多年,也成为当时社会上喜好哲学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普及读物。《辞典》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度重印,影响遍及整个中国思想界。

但是,《辞典》有着苏式教条主义的深刻烙印。它不仅把斯大林的某些观点绝对化,也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简单化和庸俗化。比如,《辞典》将偶然性说成是“科学的敌人”,将主客体这一对范畴完全等同于人和外部事物,把马恩列一些丰富的思想当作黑格尔哲学的残余加以否定。《辞典》对于西方哲学的态度尤为极端。赵修义介绍,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所谓的“日丹诺夫定义”。1948年去世的日丹诺夫,曾是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人,曾代表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批判亚历山大罗夫编的《西欧哲学史》,并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并且不加分析地将一切唯心主义宣布为反动理论,全然抛弃了列宁关于“唯心主义是人类认识史上不结果实的花朵”的论断。当时界定,黑格尔和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是“贵族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柏拉图则是“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死敌”。

在日丹诺夫所定的调子下,学界对西方哲学出现了一些今人看来不可理喻的结论。赵修义介绍,在此情形下,当时对现代西方哲学更是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比如,对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作出重大贡献的罗素,一个和平主义者,却被称为“好战的帝国主义的思想家”;逻辑实证主义成了“帝国主义腐朽时期堕落的资产阶级哲学的一种典型的主观主义形式”;胡塞尔的现象学则成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日趋堕落腐朽的典型产物”。

赵修义特别提到,这和斯大林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发动的“反对世界主义”运动密切相关。当时,苏联“对思想战线上没有祖国观念的世界主义小集团给予了严厉抨击”,认为这是“否定苏维埃文化的伟大成就,贬低和忽视俄罗斯民族和它创造的先进科学、文学和艺术的卓越作用”。赵修义说,《辞典》专写了一条“世界主义”,却没有收入二十世纪大哲学家维特斯根坦、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条目;语言分析、逻辑分析、价值学、社会学不是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专利品而不予研究,就是被斥为“和科学毫无共同之处的伪科学”。

在那个年代,刘放桐看到的“将一切不好的东西归结为实用主义”,比他小四岁的赵修义也是感同身受。从1954年到1955年,为了政治需要,当时发动了全国性运动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及其中国的追随者。为了肃清“胡适的幽灵”以及“杜威实用主义流毒的来源”,共出版了超过三百万字的各种著述。在辨析了其后一层层的理论依据后,赵修义指出,“那个年代,哲学被当作政治运动来批判,西方哲学史只肯定为数不多的唯物主义者,而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

1956年6月7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给写了一封信,其中一段写道:“在大学哲学系、经济学系的高年级,我们的意见,应当设黑格尔哲学、杜威哲学、罗素哲学、凯恩斯经济学等课程,以增长知识、知己知彼。要学点唯心主义,才能在反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反出些名堂来,而不是越反唯心主义越僵化,越学越教条主义。这个主意,如中央同意,那么,现在开始准备,秋季就可以做了。”第二天,即批复:“退陆定一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发表。”

是年,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开放唯心主义》一文,北大哲学系开始准备相应课程。赵修义说,此后,“郑昕先生给我们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课程,洪谦先生为我们作了马赫哲学的讲演。”

一件事是冯定来哲学系当教授。冯定,1946年曾出版《平凡的真理》,因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广为社会所知晓。他1927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哲学,是资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解放后任中央党校一分院院长。赵修义回忆,有一次他去冯定在临湖轩的住所,“想不到他家大院里有一位卫士在进门看不见的地方,突然走出来,身材魁梧,还佩着枪,着实吓了他一跳。可见级别之高。”不久,冯定便在北大哲学系提出了一个鲜明的主张“一体两翼”,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以中国和西方哲学史为两翼。“这样的观点很好地保护了西方哲学这门学科。”赵修义感慨道。而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哲学界逐步掀起了重新重视列宁的《哲学笔记》之风。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对黑格尔的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使得中国在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史时,为黑格尔留下了一扇小门。

另一件事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这次会议的实录和反思,在半个多世纪后的2013年,才由当时的两位北大哲学系本科生赵修义和张星翼,整理成《守道1957》出版。虽然名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但会上的真正主题是当时中国哲学界对以“日丹诺夫定义”为基点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提出质疑。会议发起者、主持哲学系工作的汪子嵩曾评价此次会议是“建国后近三十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会议”。

此次座谈会上,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一批原本建有自己哲学体系的大家坦陈己见,革命时代就开始学术生涯的顶级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等也积极参与,其他领域的资深学问家如朱谦之、朱光潜、金克木等都参与争辩。“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在《守道1957》序言里,赵修义借徐梵澄形容贺麟先生之语,描绘了当时学界前辈的境遇和心情。

然而,“守道”方式各不相同。在会上,维也纳学派唯一的中国成员、北大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洪谦先生发表了《谈谈学习西方哲学史的问题》,他说:“在我看来,要想避免在哲学史学习中再产生这样的不良效果,最好我们不要按照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差别,而是要按照哲学史中影响不同和大小不同的各种哲学派别和哲学家的标准,来制定学习哲学史的重点。”他主张,要了解唯心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并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学习西方哲学史。

在当时,这样的“松动”虽属昙花一现,但毕竟留下了给未来播撒种子的土壤。此后,洪谦先生主持了六卷西方哲学史资料的编译,还主编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这些资料的问世,哺育了几代学子。

随后的1960年代,全国一片反对修正主义之声。1963年秋天,周扬主持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会议,提出为了搞清修正主义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必须出版一批“了解敌情”的书。于是,一批内部发行的白皮书、绿皮书随之出版。

赵修义边介绍边从书架上取下“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中的一本,是第九辑,杜威著《确定性的寻求》,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9月的阳光下,他又翻出包着报纸书皮的“西方学术译丛”中的杜威《人的问题》。往事回忆中,赵修义仿佛回到当年向洪谦先生求教的时光。翻开1981年商务印书馆重印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指着洪谦先生所写的再版序言,他说:“这个序言里明确说,1960年代的文科教材选读本,重印时就不再更改。当时介绍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影响最大的四个流派: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在此基础上,改革开放之后,洪谦又主编了厚厚两卷本《现代西方哲学资料选辑》。

1970年代“批陈整风”提出要批“先验论”之后,西方哲学史研究又浮出水面。“文革”后期,尤其在复出之后,西方哲学史研究在中国又有了生机。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生动地描写当年北大的周辅成教授到工厂给他们授课的场景。此后一些新教材问世,其中由1965年成立的安徽劳动大学集中一批西哲史学者编的教材《西欧近代哲学史》于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影响不小。社会上也开始学习西方哲学史。

这个时期,为西方哲学包括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复苏保留了火种,为以后的拨乱反正打下了基础。但总体而言,赵修义认为,日丹诺夫等带来的苏联教条主义思想对中国客观了解西方哲学所造成的禁锢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979年12月,太原会议:思想解放的阳光和方法论讨论突破障碍的会议

改革开放后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终于给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最初的突破,是1978年在芜湖召开的外国哲学史讨论会,其一大成果就是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日丹诺夫定义”,这个紧箍咒终于由中国学者自己动手摘除了。

接下来,就是理论工作务虚会之后的1979年11月举行的太原会议。在赵修义看来,这既是一次思想解放的会议,又是西方现代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合法化”的一次宣示。

当时已被华东师大政教系安排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转教现代西方哲学的赵修义,至今还记得那次会议的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多和规格之高。会议在山西省省委招待所迎泽宾馆召开,那是两座宏大建筑,一座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带有苏式印记的多层宾馆,客房很大,天花板非常高;“另一座是簇新的洋楼,好像比国际饭店还高”。会议很正式,副省长到会致辞,印发会议简报,很像政治性会议的程序。除了工作人员,一百九十二位学者聚集一堂。业界前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哲学学会会长洪谦,北京大学教授、黑格尔研究专家张世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所长汝信等出席。会议的直接成果是正式成立由中国社科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杜任之为会长的“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令大家兴奋的是,会议和学会的名称不再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这标志着重新建设这个学科的开始。”赵修义说。

赵修义拿出三十六年前的活页笔记本,活页纸用麻绳线钉在一起,约三十页,字迹工整地记录了当时会议的发言概要。或许是这次会议对困惑已久的学者如同久旱逢甘露,笔记本里依稀跳动着那些年轻而兴奋的心,闪现着一双双睁大的眼睛。

会议开始由洪谦和汝信发言,大意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要肃清、“”对外国哲学研究的伤害,研究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西方现代哲学作出客观、充分的评价。

赵修义回忆,会议发言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当今外国哲学演进概况的介绍分析,比如:汝信谈了访问西德哲学界情况,查汝强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的哲学,张世英分析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罗克汀讲了现象学,徐崇温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刘放桐谈了“美国的存在主义”等,北大的陈启伟还介绍了苏联哲学研究进展;另一类则专注于方法论问题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评判现代西方哲学。

赵修义点评道,现代外国哲学学科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其意识形态意蕴的警惕。许多人的发言都讲到这一点。可喜的是,会议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极为敏感的出版界开始布局,人民出版社知名的女强人袁淑娟组织了刘放桐《现代外国哲学》书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约夏基松和车铭洲、王守昌撰写相关教材。

1981年10月,西安会议:潘晓来信的讨论与萨特去世存在主义的评价问题凸显

太原会议两年后,全国第二次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召开。此次会议的举办地在古城西安,同太原会议一样也是设在省委招待所丈八沟。那是一个园林式的大院,建有许多别墅。会议规格还是很高。原定参会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因临时有事无法脱身,特地致信祝贺,信中在论说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之后,提出希望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者回答一个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并期望与会者能用一两千字的文字给他书面回复。

赵修义回忆,“这一次,研究哲学史的学者少了,参加者多为现代西方哲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参会人数也略有减少。会议议题聚焦在“现代外国哲学中人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同时也展开了对现代外国科学哲学的介绍和评价,如何看待西方现代哲学依然是方法论讨论的重点。

为什么人道主义尤其是萨特的哲学会成为当时的焦点?在赵修义看来,这并非仅仅是西方哲学研究界的兴趣,而是这些议题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他认为,这同当时的潘晓来信在全国范围引发的热烈讨论和法国哲学家萨特突然逝世相关。

1980年初,《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信中发出呼喊:“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由此而引发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等话题的全社会大讨论。“潘晓来信而引发的讨论,其意义怎么评价也不为过。这是19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大事件。”赵修义评论道,在“这场得到高层支持的全国性大讨论”中,“存在主义”凸显出来了。

后来成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赵林,当时曾以知青身份写了赞成萨特观点的文章。“我记得曾看到《中国青年》杂志的一本内刊,其标题是潘晓的信是中国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宣言。”

恰巧,这一年萨特去世了。这位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哲学家、大文豪的逝世在中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赵修义记得,1950年代在北大未名湖畔,曾见到郭沫若带着一位瘦小的外宾参观,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这位外宾就是萨特。“那时的萨特并不出名。”但到了1980年代,萨特已成名人。文艺界率先将他的剧本《肮脏的手》在上海美琪大戏院公演,那些“文革”后上学的大学生纷纷前往,童世骏教授等人曾提及此剧带来的巨大震动。“我当时也与学生一起去看了。”赵修义说,此后一些文艺刊物发表了萨特的著名文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译文,一时间广为流传。

赵修义出示的当时的会议简报显示,那次会议共收到三十八篇论文和资料,既有对萨特、海德格尔、韦伯及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深度讨论,也有对奎因、皮尔士和波普尔等当代哲学派别和观点的深入辨析,主题发言也都围绕这些内容而热烈展开。

“这是一次比较中性的会议,逐步在回归学术的讨论,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的争议也开始了。”

1982年7月17日,《红旗》杂志召开了一次关于外国哲学的座谈会,宣布要用述评方式“批判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学说”。在两个月后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现代西方哲学会议,气氛与此前就大不相同了,“我的感觉是,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全盘否定开始了。”赵修义给记者讲述了几则小故事。

此次会议,中央媒体悉数到场,各地报纸和出版社也来了很多人,有的在会上还非常活跃。“我所住房间的下面,住的就是《红旗》杂志编辑闫长贵,每天晚上讲话的声音都很大而且搞得很晚,大概就是在争论批判文章怎么写。我的这一猜测,会后与放桐先生一同坐轮船东归时,得到了他的证实。”有的人还发出了一些让学界震惊的言论。赵修义说,比如京城某报编辑点名批评刘放桐出版不久的教材,质问为什么书名用《现代西方哲学》,不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对此,该书责任编辑袁淑娟特地做了有力的辩护,还专门写成文字上了简报。

另一个故事与王守昌教授有关。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守昌较早在山东大学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并编有讲义。学会成立时,他就当选为理事,当时已到湘潭大学哲学系任教。他比较推崇萨特,口才极好。“萨特热”的时候,江西省委宣传部曾邀请他为江西大学生演讲,影响不小。然而,这次会议主办方江西省委宣传部却不同意他出席会议。后来学会提出,王是学会理事,学会没有理由不给他发邀请信,他才得以与会。会议期间,时任学会副秘书长的沈少周每天都陪着他散步。沈少周是赵修义的老师,两人谈得来。沈把前因后果告诉赵修义,叹息道,“这次我的任务,除了编好简报及时送到山下九江印刷之外,就是做守昌的思想工作,让他在会上不要发声音。”尽管王守昌能言善辩又性格倔强,除了散发一篇与学生合写的文稿(学生署名在先)之外,“我们确实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会上会下都没有。”

还有关于老先生的故事。令赵修义感到吃惊的是亚里斯多德研究专家苗力田教授的发言。“苗公说,在认识论方面,唯理论在康德、黑格尔那里,经验论在洛克那里,都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走到头了。在此基础上,他谈了自己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看法,认为现代哲学确实抓住了古典哲学走到终结了的一些东西,提出了下意识、社会意识(烦恼、恐惧)和意志的作用等新问题。”苗教授的此番言论经其认可后上了“简报”。

与此不同的是,刚过七十岁的熊伟先生情绪低落,他是海德格尔的门生,对昔日的老师还是非常感怀的。西安会议上,熊先生作了名为“海德格尔的盖棺论定”的报告,发表时把题目改为“海德格尔是个哲学家”,其寓意就是不要纠缠于海德格尔与纳粹关系的那段历史,还是应该把他视作一位有独创性的思想深邃的哲学家。此次会议上,气氛凝重,火药味十足,矛头所指就是存在主义。熊先生只是介绍了赴德国和美国开会的情况,特别提到在德国哥廷根举办的哲学家哈特曼百岁诞辰纪念会上,哈特曼夫人问起曾是他同窗的亚里斯多德研究专家陈康教授。熊先生到美国后与陈康通电话,得知陈已卧床不起。令熊先生感慨的是,当年两人同为哈特曼高足,学成后同在北大共事,陈康赴普林斯顿大学后留美,成果斐然;而自己仅翻译了一部分海氏著作。在芝加哥,熊先生参加了第十六届北美海德格尔年会,还成为北美海德格尔学会的八名名誉会员之一。此情此景,不免令熊先生黯然神伤。“好几天我都陪着熊先生在宾馆前面的芦林湖边散步、聊天,倾听他诉说心中的郁结。”赵修义虽然尽着弟子之礼,但内心同样困惑。

至于中青年学者,则看法分歧不小。比如在一次分组会上,上海社科院几位同仁不但大批萨特,还指责萨特研究专家柳鸣九以及刊发肯定萨特文章的《书林》杂志。赵修义有点坐不住了,担心这类批判如果成为气候,此类发言一旦形成简报上送,对杂志和学者必然会造成伤害。赵修义为此说了几句:“柳鸣九还是当面同他讨论吧,我们只谈萨特。”“至于杂志,学界有不同看法,自然会登各种文章。这是正常的事情。”

尽管会议气氛凝重,但赵修义逐渐观察到,其实许多人心中有数。有些同行就到处游玩,不参与那些火药味浓重的会议。“我们一批老同学在住处还商量怎么给会议降降温。最后一次大会,风向就有点变化了。”时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朱德生先生在会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们研究现代外国哲学,主要不是为了当消防队员,更不是为了当乞丐,而是为了做新世界的创造者。”这位昔日的教师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也被记载到了《简报》中,也让赵修义在三十三年后还记得清楚无误。

这份《简报》在对六天交流情况的总结中提到:“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原来的认识,不满足于对外国哲学简单的否定,要注意其合理性的说法,而是要求从自己所研究的流派中杀出去。”当然,简报也强调了要落实“十二大”精神,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对于这次会议,赵修义始终不能忘怀。那时的氛围也激发了他的深度思考。三十三年后的今天,他说:“通过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庐山会议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在他以后的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中。

其次,对西方哲学以“评”为先行不行?是否要先“走进去”,否则搞得清楚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如果搞不清楚,瞎评有什么用处,怎能使人信服?

第三,究竟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恩同时代及其后的西方哲学的关系?研究西方哲学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无意义?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同西方哲学家的论断做简单对照,能否解决问题?

第四,哲学与政治究竟是什么关系?哲学家的哲学观点与哲学家个人政治态度极其复杂,如何分析?如何看待哲学家以及其学术产生的政治影响?比如,萨特在哲学上是存在主义者,政治上是,是同情运动的,对中国也是非常友好的;在中国被捧得很高的波普,其证伪主义确有独创,但整个哲学尤其是历史观直截了当地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

第五,现代外国哲学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引导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发生的社会思潮变化与现代西方哲学影响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单靠哲学的批判能否回应社会思潮提出的问题?

正是带着庐山会议留下的疑问,赵修义萌发了写作《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以问题为中心的断代哲学史》一书的念头。该书后来在国家社科基金唯一一次评奖中获得优秀著作三等奖及多个省部级奖项。

第四次会议也就是现在所称的贵阳会议,是过了三年后才召开的。但是,“氛围完全不同了。学术合法化已经不再是问题,文革后新毕业的研究生成了参会的主力军。会议争论得最热闹的是研究海德格尔有学问,还是研究萨特有学问。”漫长的回忆开始掀开了愉悦的章节,赵修义的语气轻快起来。

赵修义以自己的例子来说明这次会议的变化。当时,主持会议的车铭洲请他第一个发言,主题是“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代性”。这也是他在庐山会议后认真思考的一个切入点。“但是,反应冷淡。看来这个问题被搁置了,很多人认为没有意义。后来我才明白,只有我这样从学马克思主义转到学西方哲学的人才会思考这个问题。”赵修义揶揄了自己的思考。

但是,变化确实在发生。当时,刚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给思想界吹来新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书籍盘桓在这些研究生毕业的青年学者中。张汝伦等青年学者争得面红耳赤的是,“海学和萨学,何者更有学术?”后来,不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海马”(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之路。

“这次会议标志着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终于回归了它应有的学术地位。”赵修义说,这从一些小事也可看出。会议地点不再是省委招待所了,而是借用了部队的一个老旧宾馆,地处闹市,窗外就是市场。晚上习惯于夜生活的贵阳人吵吵闹闹,常让人难以入眠。简报不再编印,地方官员也不来致辞了。会议中尽管也交锋激烈,但争的都是学术问题。有鉴于此,学会新产生的理事会决定,以后不再召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议了。一则因为没有财力,不再会有拨款开大会;二则,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赵修义记得,以后的几次全国会议,就分别讨论了分析哲学、实用主义、解释学等。而刘放桐的那篇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杜威和实用主义辩诬的《重新评估实用主义哲学》,就是在1988年成都召开的“全国实用主义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

从1950年代开始被冤屈、背上大黑锅的西方现代哲学研究,一曲三折,终于在三十年后解禁而自由生长。然而,西方哲学的研究、传播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依然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难题。采写本文时,于光远先生1980年代初所说的一段话又浮现眼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仍有一个与其形成的过程中相似的问题,那就是要从各个方面吸取有用的东西。当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批判的态度。我们必须反对两个倒,一个是简单地骂倒,还有一个是拜倒。”“我们不能因为怕受错误思想的影响而把自己封锁起来,而只有研究它们,用批判的态度去对待它们。有了这样的态度去接触外国的和各种思潮,我觉得就会有很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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